农商行IPO之路虽然充满挑战，但通过聚焦内控管理、资产优化和区域特色业务发展，仍能找到突破口。
文/每日财报 方旬
近年来，农商行冲击IPO遇阻现象频现，引发市场关注。据上交所、深交所数据，今年已有安徽亳州药都农商行、江苏海安农商行以及安徽马鞍山农商行3家农商行先后主动撤回上市申请，另有2家更新财务资料后继续排队。
种种迹象表明，资本市场对于农商行的上市要求更为严格。然而，部分农商行在经营业绩上的表现并未完全支撑其资本市场诉求，这背后折射出哪些深层次的问题？
业绩表现与区域竞争，农商行头部梯队的分化
农商行作为地方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业务表现深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以重庆农商行、广州农商行和深圳农商银行为例，头部农商行之间的业绩差异鲜明，反映出区域经济对其业务模式、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的不同影响。
作为农商行的领跑者，重庆农商行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展现了稳健的经营能力。2024年第三季度，该行实现营业收入215亿元，净利润103亿元，同比增速3.55%。
从资产质量方面来看，其不良贷款率为1.17%，较年初微降0.02个百分点，而拨备覆盖率达358.6%，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具有很强的风险抵补能力。此外，重庆农商行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增加零售及小微企业贷款的比重。2024年上半年，小微贷款增长12%，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同时进一步优化了盈利来源。
广州农商行在区域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经营压力持续攀升。2024年前三季度，该行营业收入112.86亿元，增长4%，但是净利润大幅下滑23.4%，仅为21亿元。这一业绩表现将其与利润排第二位的上海农商行差距拉大。
具体来看，广州农商行传统业务模式的劣势凸显，其在第三季度净亏损超过10亿元，而利息净收入约为83.13亿，同比减少近13.4%，显示出利差收窄对盈利的明显拖累，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下滑18.7%，反映出其非息收入拓展乏力，不良贷款率则上升至1.87%，拨备覆盖率仅为160%，远低于行业平均值，表明其资产质量面临较大隐忧。
深圳农商银行则通过强化资产管理和优化业务结构，在头部梯队中表现亮眼。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其资产总额突破8000亿元，位列全国农商行第六。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49%至108.68亿元，净利润同比增长6.8%至41.2亿元，投资收益同比增长21.82%，缓解了利息收入增长乏力的压力，非息收入占比的提升，降低了盈利的波动性。通过强化对小微企业和绿色金融的支持，深圳农商银行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实现了稳健增长，其盈利结构更加可持续。
净息差下行与成本管理：盈利能力的核心挑战
净息差是银行业最为重要的盈利指标之一。近年来，在市场利率下行、存款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下，农商行净息差收窄的趋势尤为显著。2024年上半年，8家头部农商行净息差均值为1.36%，同比下降27个基点。其中，北京农商行的净息差跌破1%，仅为0.91%；而广东地区的农商行（广州、东莞等）净息差半年降幅居前，分别下降27~37个基点。这表明，农商行盈利能力普遍受到挑战。
面对净息差下行的压力，不少农商行尝试通过提高债券投资收益来补足收入缺口。例如，深圳农商银行前三季度投资收益增长21.82%，主要得益于债市行情回暖。然而，这种策略存在潜在风险，一旦债市调整，过度依赖投资收益的模式将难以为继。
农商行盈利能力的分化，部分原因在于成本控制能力的差异。例如，重庆农商行通过精细化管理，将业务及管理费用同比下降20.2%，直接提升了净利润，深圳农商银行则通过严格的风险管理和优化业务结构，将营业成本率维持在行业较低水平。
相比之下，广州农商行的营业成本率高达80.9%，业务及管理费用占比高达41.2%，显著侵蚀了利润空间。要改善这一现状，农商行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效率，同时优化成本收入比。
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农商行作为地方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实体经济是其核心职能之一。近年来，农商行在小微企业贷款、绿色信贷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区域间表现分化明显。
2024年前三季度，深圳农商银行在小微贷款和绿色信贷领域表现抢眼，例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650亿元，同比增长12.5%，绿色信贷余额突破500亿元，同比增长18%。
通过精准聚焦实体经济需求，深圳农商银行不仅实现了业务规模的扩张，还在支持可持续发展领域抢占了先机。
与之相比，广州农商行因所在区域竞争激烈、经济增速放缓，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受到制约。这也反映出区域经济环境对农商行经营的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一些农商行通过政策支持和信贷创新寻找突破。例如，北京农商行通过优化信贷结构，实现了营收增长8.4%；成都农商行则依托区域产业优势，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9.1%。这些成功案例表明，农商行若能结合区域特点深耕业务，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由以上可看出，农商行要想顺利迈过IPO门槛，需要在盈利能力、风险管理及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实现全面优化。
以下策略则尤为关键：
加大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提高拨备覆盖率，并加强对信贷投放的精细化管理。例如，重庆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降至0.88%，拨备覆盖率达305%，为其他农商行树立了标杆。
通过数字化技术优化业务流程，降低管理费用，提升运营效率。深圳农商银行的实践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盈利能力。
结合区域经济特点，发展小微贷款和绿色金融等特色业务。例如，北京农商行和成都农商行通过差异化战略，实现了营收和利润的双增长。
减少对债券收益的依赖，增强利息收入的弹性，同时探索创新型收入来源，以提升盈利增长的可持续性。
农商行IPO之路虽然充满挑战，但通过聚焦内控管理、资产优化和区域特色业务发展，仍能找到突破口。在新时代背景下，农商行不仅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力，也是资本市场不可忽视的参与者。展望未来，坚持“稳中求进”的发展策略，将帮助农商行在资本市场中迎来新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