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冲刺深交所主板的东莞银行，在2026年6月更新招股书时披露一项低调但极具行业观察价值的治理调整：董事长程劲松身份由执行董事变更为非执行董事。
出品|中访网
审核|李晓燕
冲刺深交所主板的东莞银行，在2026年6月更新招股书时披露一项低调但极具行业观察价值的治理调整：董事长程劲松身份由执行董事变更为非执行董事。这场未单独发布公告的架构微调，跳出城商行常规操作，清晰释放出权责分离、强化制衡的改革信号，也为区域银行上市前治理规范化提供全新样本。
从履历轨迹来看，程劲松深耕金融行业近三十年，早年扎根建设银行，曾任韶关分行行长，2014年入职东莞银行出任行长，2023年接任董事长。2024年末其登记身份仍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至2025年末仅保留董事长、党委书记头衔，董事属性同步完成切换。依据该行章程界定，执行董事需同步承担银行高管经营职责，非执行董事仅履行董事会决策、监督义务，不介入一线业务运营。此次调整后，程劲松不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工作重心全面转向董事会统筹、中长期战略制定、风控体系搭建与高管履职考核。
业内普遍认可此次调整的正向价值，核心在于彻底厘清决策层与经营层权责边界。过往不少银行董事长兼任执行董事，容易出现决策、执行权责重叠，监督约束力度随之弱化。改为非执行董事模式后，董事会专职把控顶层设计与监督问责，经营班子全权落地业务执行，形成天然制衡机制，契合监管持续推进银行业完善内控治理的导向。监管文件并未强制要求董事长必须担任执行董事，两种模式在上市银行中并行存在。邮储、招商、光大等持该模式的银行，背后均有大型金融集团统筹，而东莞银行无集团母公司背景，主动采用同类架构，在纯城商行队伍中十分少见。
权责分割之下，东莞银行经营执行力量全面充实董事会。行长谢勇维、副行长吴健文与李启聪共同出任执行董事，搭建起完整经营执行梯队。行长谢勇维是银行内部成长起来的骨干，从稽核、董办、工会多岗位历练，2023年承接行长一职，对本地信贷、零售业务、公司治理体系熟稔；两名70后副行长均拥有跨机构金融实操经验，能够从信贷、风控、市场拓展多维度输出一线经营视角。多名经营高管进入董事会，让业务一线声音直接传导至决策会场，避免董事会脱离实际经营，保障战略落地可落地、可校验。
站在IPO申报视角，本次调整也具备明显加分作用。资本市场对银行公司治理规范性、权力制衡机制审查标准严苛，清晰的两权分离架构，能够向监管、投资者传递内控完善、风险隔离到位的信号，提升招股书治理板块成色。在新《公司法》与金融行业治理新规持续落地背景下，优化董事会结构、压缩权责交叉空间，也是区域性银行对接上市标准的常规前置动作，体现东莞银行长远规范化经营的布局思路。
不过市场亦存在少量审慎视角，担忧新模式存在潜在磨合考验。其一，董事长脱离日常业务，若一线信息传递渠道不畅，可能出现战略判断与市场实际脱节；其二，三名高管兼任执行董事，经营层在董事会话语权提升，如何平衡经营诉求与独立监督，考验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履职实效；其三，该行未就董事身份变更单独披露公告，信息披露节奏偏内敛，后续上市后需持续提升重大治理事项公开透明度。
目前市场暂无法判定本次架构调整是IPO阶段性安排，还是长期固化的治理模式。两种路径各有逻辑：若为上市临时优化，待完成挂牌后或回归传统执行董事模式；若为长期改革，则有望成为无集团背景城商行治理革新的标杆。最终成效仍需长期经营数据、风险管控成果、董事会议事效率持续验证。
整体而言，东莞银行此番董事长身份调整，是一次兼顾上市合规与长期风控的主动治理升级。通过剥离董事长一线经营权限，搭建“非执行董事统筹监督+多名高管执行董事落地执行”的新型董事会架构，破解传统模式权责模糊痛点。在国内城商行加速登陆资本市场、监管持续收紧公司治理要求的大环境下，东莞银行走出差异化改革路径，其后续运行成效，也将为数百余家区域商业银行提供可参考的治理实践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