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郑杨与潘卫东，如同史提芬和施迪——外滩12号大楼的“镇行”雄狮原型。
01 江苏同乡
行长潘卫东，本应出席浦发银行（600000.SH）9月7日中期业绩发布会，但当天没有出现。
在网络互动环节，当被问到“最近市场传闻浦发银行董事长、行长将双双换人，请问是否属实？后续相关人事有何安排？”时，浦发银行选择忽略，只回答了下一个问题。
业绩会当天，投资者对于人事变更的提问并未得到正面回答，来源：全景网
根据第二日公告，9月7日当天浦发银行的核心领导班子确实遭受了一场“大地震”——董事长郑杨、行长潘卫东辞任。
浦发银行9月8日正式公告郑杨、潘卫东二人的辞任消息，来源：公司公告
五天后的9月12日，上海市政府发布公告，同意张为忠任浦发银行董事长，免去郑杨浦发银行董事长职务，免去潘卫东浦发银行行长职务。投资者的疑问终于有了水落石出的答案。
来源：上海市政府
银行董事长和行长同日一齐“下课”，在业内也是相当罕见。
郑杨和潘卫东，是同年出生的江苏老乡。郑杨出生于被称为“小上海”的无锡，潘卫东老家在距离上海仅130公里的苏州。
生于斯长于斯，“苏锡常”核心区的郑、潘二人，亲身经历了上海与长三角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蓬勃发展。2019年12月29日，53岁的郑杨和潘卫东二人同一天上任。浦发银行这艘金融巨轮，交由这一对“双雄”掌舵。
从任职经历上来看，二人皆非银行专业出身——郑杨有央行和外汇局的工作经历，监管机构背景深厚；而潘卫东早年从业证券，后历经浦发银行宁波分行和昆明分行等机构，算是从券商“跨界”到银行的成功案例。
同样的年龄阅历，截然不同的从业背景，或许为二人之后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据知情人士透露，浦发银行之前某高管层会议中，现场二人出现了较为激烈的冲突。
更有一种说法是，二人真正的角色分工是：郑扮演了行长，主管对公业务，潘扮演了副行长，主管零售，他们互不干涉。郑的工作职责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董事长，到外地与大企业签约的，都是郑杨。
有小股东参加股东会发现，当郑杨不在时，潘卫东曾放言：“我做行长就是这样，要么听我的，要么你们自己看着办，可以卖股”。
来源：股吧
不论传言的真假，仅从二人搭档的四年结果看，浦发银行业绩下滑已经十分明显：今年上半年，浦发银行的归母净利润同比降幅高达23.32%，在上市银行比拼盈利能力时垫底，也给股份行拖了后腿。
想当年，郑、潘二人2019年接手浦发时，浦发的业绩虽处于股份行中下游，但并非最差，甚至当年浦发银行零售贷款业务还超过了公司贷款，成为利息收入第一大来源，孕育着转型希望。
2019年以来浦发银行业绩整体下滑明显，来源：公司财报，阿尔法工场整理
终究只是昙花一现。
2019年之后，遭遇特殊时期，浦发业绩“躺平”，营收和归母增速双双下滑到负数。而转型“桥头堡”的零售业务在招商银行（600036.SH）等强势对手的环伺之下，举步维艰。2020年，零售贷款利息收入渐趋放缓，之后两年呈现连续负增长。直至2023年，浦发银行依旧未能解决业绩难题。
浦发银行在今年中报业绩说明会上表示，“过去数年耗费较大风险成本来化解存量不良资产，加之近年来坚定转型发展，公司内部业务结构、客户结构调整带来阶段性影响”。
离开浦发后，郑杨与潘卫东分别迁任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联交所任副董事长，都离开了银行系统。某种意义上，或许说明二人离职源于在浦发难以交出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02 “稳健之王”与彼得大帝 潘
浦发银行成长于上海浦东新区腾飞的时期，一直是上海“金名片”般的存在。这也是原董事长郑杨向外界推介浦发的招牌。
郑杨对浦发银行融入地区生态十分重视。从2019年7月调任浦发银行担任董事长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各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或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线下活动中，总能看到郑杨为浦发银行积极站台的身影。
在郑杨看来，“作为总部设在上海的银行，上海的机遇就是浦发银行面临的重大机遇。”但机遇也意味着各家银行抢占优质资产“白热化”。
总部在上海的4家上市银行中，有3家净息差为倒数前十，交通银行甚至以1.31%打破上市银行最低记录。可见地处国内金融中心并非天然优势，反使浦发日常面对更激烈的竞争格局，且容错率更低、试错成本更高。
总部位于上海的4家上市银行，净息差均低于行业平均，来源：各银行财报，阿尔法工场整理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郑杨应对的法宝是“稳健”。
郑杨认为，银行单纯追求规模效益的快速增长，忽视发展质量与控制风险等要求，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强调，“金融业在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有140 家银行破产倒闭，比1993—2007这15 年破产倒闭的银行总数还多。”
稳健、专业、务实，也是多位熟悉郑杨的人士对其工作风格的评价。这或许与郑杨过去丰富的金融监管经验有关。
但正是这种稳健、谨慎的作风，引发外界对他过于保守的猜测。
其后，在郑杨掌舵浦发的三年里，浦发仍然以“防风险”为主，规模效益均未有太多增长。谨慎的另一面是，浦发规模扩张几近停滞，2023年上半年末总资产较年初增长不到3%。
郑杨当然也看到了浦发银行的增长之困。他认为浦发“核心竞争力还不明显，需要进一步对标最好、做到更好。”并给出了科技药方：“科技是唯一可能颠覆商业银行传统经营模式的力量”。
郑杨在2020年提出“将推动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后来这家子公司的招聘公告曾经铺天盖地，但直到现在，科技子公司的成立还迟迟没有下文。
与郑杨在任期内始终未持有浦发自家的股票相比，潘卫东则显得相当“讲义气”——不仅2022年薪酬随业绩下降，且从2018年开始，潘卫东自掏腰包购入浦发股份。
经过多轮增持，到2022年末潘卫东已持有浦发银行40万股，成为持股数量最多的高管，用实际行动做到了与股东“利益一致”。
从行动意义上说，潘卫东对浦发的“感情”似乎更深一些。进入浦发银行近30年，从分行一路擢升总行，个人利益与公司业绩直接挂钩，潘卫东也更有动力。
潘卫东在浦发银行主要负责科技、零售等板块的业务，这两大业务是浦发银行近年来颇为重视、发展较快的板块。据称，业内对潘卫东的评价是“执行力很强”。
任职副行长期间，潘卫东在业内就有“彼得大帝 潘”一称。彼得大帝是俄罗斯首位沙皇，以骁勇善战驰骋沙场闻名于世。
早在2017年，浦发银行就专门成立了数字化领导小组，时任副行长的潘卫东见证了浦发科技化转型的历程，对此颇有感触。2020年6月，他接受采访时提到：“未来科技投入一定是银行最大的一块投入，从银行利润的体量来看，也是完全支撑得了的。”
在“强势”的潘卫东推动下，浦发在接下来的三年多里，信息科技投入从2019年的41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70亿元，确实从投入上做到了对金融科技的重视。
同时，潘卫东对银行经营的思路也较为“超前”。他把银行与互联网公司直接作对比，认为经营银行也要有“互联网思维”。即“银行自身就是平台，一个有牌照和信用背书的平台”。
但或许与强势激进的风格有关，潘卫东在代行长兼财务总监期间，浦发频频收获监管罚单。据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7月至10月的四个月内，浦发银行及各分支机构、个人就收到37张罚单，罚款总额超1500万元。
不仅如此，近三年来，浦发银行还有多名私人银行部和资产管理部的员工被查“落马”。包括资产管理部原副总经理杨再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营处原产品经理李沛、私人银行部产品管理处原副处长鲁志勇和产品经理张玉东等人。
来源：廉洁上海公众号
查处所披露的诸多细节也颇耐人寻味——浦发个别工作人员利用渠道方面的天然优势，以举办业务研讨会的名义，向多家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索贿；以及让他们的产品去购买浦发银行产品管理处某领导指定的公司债券（奥园地产、融信地产），使领导的特定关系人从中获益。
来源：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公开资料显示，浦发银行私人银行部设立于2011年，专门服务于个人金融资产超过800万元的高净值客户。零售业务尚未转型成熟，私行却成为了涉案高发区，当然是监管与内控机制改善的重点。
另一方面，浦发又体现出与激进不相称的谨慎迟缓。
据财新报道，一位浦发员工坦言，近两年由于授信、合规方面的各种流程缓慢，市场化激励程度不够，不少员工都感到很疲惫，一部分直接躺平吃大锅饭，一部分虽不愿躺平，但各种掣肘之下，难与同行竞争。
这些看似拧巴的矛盾之处，或许正暗合郑杨与潘卫东的治行理念差异。
03 “镇行之宝”的历史巧合
从上述浦发种种不难发现，郑、潘两人的风格迥然不同。前者监管系统出身，经营理念更为稳健谨慎；后者则在浦发银行自下而上一路“摸爬滚打”，思路“前卫”、行动大胆。
二人之间的风格差异，像极了浦发总部大楼门口的两座铜狮——一只闭嘴沉思、庄严含蓄，另一只张嘴吼叫、昂扬威武。
这两座铜狮的来历，还要上溯到19世纪。浦发银行在1992年成立时，总部便占据了极佳的地理位置——中山东一路12号（外滩12号）。
这座被称为“世界上第二大银行建筑”、“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之间最豪华的建筑”的外滩大楼，是前(远东)香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旧址。
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鸟瞰，拍摄于1927年前后
1865年，汇丰银行曾以5.66万两白银买入中山东一路临近地块。一战结束后，已是外资银行在中国规模最大的汇丰，着手在这块土地上开建办公建筑。
汇丰银行大楼内部
汇丰银行的“镇行之宝”之一，是门口一对象征着Power&Money的青铜狮子，他们是曾任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施迪（G. H. Stitt）和汇丰银行总经理史提芬（A. G. Stephen）两位银行家不同性格的具象化代言人。
印上了港币钞票的狮子，来源：991188.com
1996年-1999年，浦东发展银行通过增发以15.3亿元收购汇丰银行大楼，并在大门两侧复制了这一对吉祥物。
左右两侧铜狮，旧照片重修
郑杨与潘卫东，也刚好展现了两只雄狮史提芬和施迪不同的性格特征。
漫步黄浦江边、仰望浦发银行总部大楼的往来者，想必都会不由惊叹，浦发银行雄厚家底的 “含金量”。
曾几何时，股份银行版图“三分天下”——如果说招商银行是“零售之王”，兴业银行是“同业之王”，那么浦发银行则是当仁不让的“对公之王”。
1999年，浦发银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IPO，是A股第一家上市银行。2023年在《银行家》杂志全球银行1000强中，浦发银行仍排名第18位，是妥妥的“牛行”。
2010年前后，浦发银行以业绩好、员工收入高闻名，业内业外没少“拉仇恨”，甚至被人社部点名作为“拉大社会收入差距”的典型。可见当时处于繁荣发展期的浦发银行烈火烹油的盛况。
浦发银行曾被人社部点名，来源：人社部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
高速发展之后，危机种种迹象出现。
2015年受大环境影响，对公融资需求放缓，过度依赖对公业务的浦发银行，归母净利润增速较上一年直接砍半。
也正是在2015年，浦发员工降薪的消息零星见于财新、21世纪经济报道和澎湃新闻等多家媒体。直到2018年，一纸4.62亿元惊天罚单送到了浦发成都分行，浦发银行面临的经营难题才正式摊开到桌面上。
来源：财新网
这个角度看，2019年郑杨与潘卫东同时上任，算是“临危受命”。浦发银行在二人搭档治下的四年里，虽再未收前述成都分行规模的巨额罚单，但市场竞争激烈、转型艰难，浦发业绩持续下滑，股东和员工“两头不落好”。
银行投资者最看重的分红比例，从2019年的30.8％大幅降至2020年的20.5％，遭到广大股东诘问。今年5月又曝出两起降薪事件，引发社会舆论发酵。
浦发集团下全资子公司浦银理财员工向媒体表示，原本一个月能有两三万的工资，现在就五六千块；另有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员工因不满降薪而进行采取行动。
5月12日，浦发银行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中新财经、新京报贝壳财经等媒体时表示，网传上述内容系两起独立事件；网传子公司一员工薪酬下调是因其本人业绩考核不佳所致，经沟通，目前该员工已对上述调整表示理解；另一张网传事件的图片，系一业务外包公司与所属员工之间存在劳动纠纷所致，目前该外包公司正与员工沟通解决。
浦发这艘巨轮，被持续冲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公司业务运行不佳的后果，往往从内部开始，陆续传导至外部股东与员工、乃至造成社会影响，已然是末端。5月风波过后，9月初一二把手即离职，想必上述两起事件是直接“导火索”。
04 双雄落幕，巨轮驶向何方
全速起航的曙光何时到来？
郑、潘二人离职5天后，上海市政府火速批准了浦发董事长新人选——张为忠。
出生于1967年的张为忠，在建设银行深耕将近28年，对公业务领域颇有经验。多位接触过他的行业人士，都对其能力赞赏有加，直言建行这几年在普惠金融上的成绩，离不开他的功劳。
而张为忠接过浦发这个众人瞩目的“烫手山芋”，需要直面不少难题。除了如何提升垫底的业绩外，还要补足激励机制和内控机制缺位。
无论是六万余浦发员工，还是投下真金白银信任票的万千投资者，都对浦发银行新的领导班子寄予相当厚望，期待对公经验丰富的张为忠，破除旧弊并重振浦发“对公之王”的雄风，踏浪前行。
时光轮转，倏忽百年。
唯有外滩12号门前的两只铜狮，或张口直言，或沉默不语，却见证上海这一远东金融中心的一幕幕繁荣与阵痛，以及上海历史发展的沧海桑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