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也许是最后一个被刷屏的著名传统媒体人。今天的报纸没人看了，报社老总是谁，就更少人关心了。
新京报原社长戴自更被查。
他也许是最后一个被刷屏的著名传统媒体人。今天的报纸没人看了，报社老总是谁，就更少人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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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是标杆人物
在中国传媒江湖上，戴自更是个大人物。
他执掌新京报长达十五个年头，这是个奇迹。因为传统媒体换帅，比翻书还要快。一篇报道一个标题乃至一个字出了问题，都有可能丢官。
中国重量级媒体的掌门人，必须懂业务、懂社情、懂人心、懂政治，最后一点最重要。
新京报作为京畿重地的主要都市类报纸，受关注度极高，很多双眼睛盯着，尤其是老同志的眼睛。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报纸说的话管用；另一方面，不能随便乱说话。新京报能屹立至今，戴自更功不可没。
戴自更，浙江宁海人，少有远志。高考成绩优异，但舍附近的复旦不上，非要去更远的远方，最后去了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
大学时，戴自更学习用功，人也淳朴，是学生中的标杆。当时，老师们说起“中文八一”班，总是说“就是戴自更那个班”。
1981年刚入学不久，女排世界杯，中国赢了。戴自更和同学们跑去天安门，喊的是“振兴中华”的口号。
在激情燃烧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戴自更上大学，读研究生，参加工作。
戴自更最深的那层底色，是八十年代给涂上的。他几十年不变的长发发型，从大学一直留到现在。在日后新京报的很多报道里，都能看到八十年代的一些影子。
1988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戴自更进入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是由中共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的中央级党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揭开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对推动思想解放、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是一张曾经非常光荣的报纸。
在光明日报，戴自更先后做过编辑、江苏和新疆的驻站记者。1992年，他来到广东驻站，从记者到站长，直至2002年回京担任副局级的光明日报社直属报刊社工作部主任。
广东十年，戴自更看着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逐渐壮大，南方的新闻理念深刻影响了他。在广州，戴自更订阅了南方都市报。当时的南都，犀利又贴近现实，报道的内容、角度、立场和版面语言，都让戴自更时常拍案叫好。
他觉得这才是一张报纸。
2003年，在中国传媒发展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央视新闻频道开播，东方早报、瞭望东方周刊和新京报创立。
16年后，头版常有大气磅礴之作的东方早报，早已化身为澎湃。央视新闻频道和瞭望东方，也已锐气不再。唯有新京报，还屹立潮头，常有报道刷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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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想叫北京时报
2003年，戴自更40岁。
这一年，他肩负创办一份报纸的任务。起初，他全国撒网，找过浙江、福建、贵州的老板。和他们坐在一起，谈的是生意。
老板们出钱并不吝啬。
有一个横店的老板一张口就愿意出资5000万，以后还会追加，但在利益方面却斤斤计较寸步不让。戴自更知道，让老板们来决策一个报纸，面临的必然是死亡。
2003年6月26日，他踏入了广州大道中289号。这里是南方系的大本营。
那时，戴自更对报纸的具体面貌还不清晰。如果能融资一个亿，就办一份日报。如果只有几千万，就办一份专业化报纸。
所以，他先找了南方报业集团的21世纪经济报道，但他们兴趣不是很大。
从21世纪的门出来，他碰到了熟人，中青报驻广州站的记者林炜。林建议他找南方都市报合作。
戴自更就打电话给南都时任执行总编辑程益中。当天程益中不在广州，让他和喻华锋谈。喻华峰当时是南都总经理，后因“南都案”被关数年，出来后创办“本来生活”。
南方都市报当时正打算在外地办一份报纸，已经在和上海商报进行谈判。能在北京办一份报纸，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戴自更除了政治敏感性强之外，也有着极强的与人沟通的能力。加上喻华峰又是人大毕业的小师弟，他们初次谈判就有了很大成果。此后的谈判，主要集中在光明日报是否投钱和投多少钱的问题上。
戴自更最终说服了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袁志发。
他背回了近一个月的南方都市报。光明日报的人看了报纸颇为震撼，一天几十到上百个版面，北京从未有过这样的报纸。
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由两个党报报业集团合作办报，也是中国第一家跨地区经营的报纸，中间的审批环节之多，可想而知。最后是中央主管领导拍板，才拿到了报纸的出生证。
报纸叫什么名字，其中也有一些故事。开始想叫北京时报，被有关官员阻挠，最后不行。后又想叫京报，致敬邵飘萍。但北京日报有意见，你叫京报，我叫什么？最后前面加个“新”，方才通过。网上有人说这份报纸以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为名，其心可诛，这只能说是无知。
在那个报业的黄金时代，新京报不拘一格用人才，各路奇人异士竞相来投。南方都市报，更是把大批采编、经营、管理骨干派到北京。新京报气象万千，逐渐成为中国报业的另一个标杆。
后来，因为监管环境的变化和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一落千丈，优秀报人逐渐星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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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批宣传纪律执行不严
报社老总向来是高危岗位。这些年来，被查被抓的很多，被撤职的更多。
媒体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对于一把手的政治素质要求很高。但媒体又有创收压力，老总们要千方百计赚钱，这和宣传工作经常发生冲突，很多老总因此落马。
戴自更出事，到底是在新京报社长任上还是北京文投总经理任上，现在还不得而知，也许两者都有。
2018年9月，北京市委巡视组向北京日报社党组、新京报社党委反馈巡视情况，新闻稿是这么说的——
“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力，至今尚未制定落实责任制实施细则，宣传纪律执行不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薄弱，不敢放手开展工作，存在大额资金使用未上会情况。基层党组织建设不规范，党员教育管理不到位。党委履行主体责任不实，纪委监督责任缺位，日常监督工作缺项漏项较多，仍然存在公款旅游、铺张浪费讲排场等现象，存在报销随意性较大、审批过程流于形式等问题。”
从今天公布出来的罪名看，戴自更问题很多。从政治到经济，到两性关系，再到宣传纪律，涵盖面很广。
问题多，说明能量大，说明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宣传工作无小事。如何正确做好舆论传播，关乎党和国家的形象，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其实也简单。不说假话，敢说真话，能够反映群众疾苦，就一定能得到群众的拥护。
湖北的一些媒体，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全国人民都看在眼里。如果他们能够把群众疾苦放在心上，而不是只知道暖官员的心，疫情防控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呢？
新京报无疑是一张优秀的报纸，它的很多报道都推动了社会进步，并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当然，也改变了戴自更的命运。
内容来源：码头青年
作者 边城蝴蝶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