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尚国 摄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浙、苏、皖三省交汇处，东邻嘉兴，南接杭州，西依天目山，北濒太湖，与无锡、苏州隔湖相望，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而得名的城市。
提起湖州，人们很容易将其与舒适安逸的生活相关联。也确实，在湖州人生活中，也常常讲一个词，“百坦”，意思是从容，不急不缓。
但实际上，对于湖州了解的稍微多一些就会发现，一种创新、实干的力量，流淌在这座城市文化的血脉中。而文化也为这座城市留下了独特的样貌和痕迹。
2022年4月8日，湖州召开市委文化工作会议。在迅速的崛起与发展，让人们“重估湖州价值”后，这座城市再次亮出了“厚植文化自信力，加速浙北再崛起”的决心。
或许在城市激烈竞争的当下，各个城市对自身未来的发展都有着明确的设计，但是鲜有将文化放置于如此明显的地位。那么文化与城市崛起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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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标识
首先，文化是一座城市最与众不同的标识。
自古以来，湖州“五山一水四分田”，自然风光可谓得天独厚。然而，山不能言，水不能语，真正让奇山秀水得以传扬天下的，还在于文化。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道出了湖州的山色；“人家门户多临水，儿女生涯总是桑”，写尽了水乡的风情。而走遍天下的苏轼，在登临道场山后感叹“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为湖州风光做了坚实的背书。
米芾、王蒙摹写此间山水的《苕溪诗帖》、《青卞隐居图》称行书、山水画之绝。
董其昌曾多年在湖州山水间流连忘返，期间留下了《升山泊舟图》、《苕溪春晓图》、《青弁图》等佳作……无数书画家的泼墨挥毫，引得“一部书画史，半部在湖州”。
同样，面对城镇化迅速袭来的现代，工业量产的产品，如果失去了文化的点缀，只能迅速被遗忘在时代之中。城市亦是如此，如果没有文化的标识，它不过在千篇一律让人们迷失的水泥丛林。
▲王洁涵 摄
而一座城市的文化之所以独特，永远离不开沉淀下它的自然与历史。作为湖州建置之祖的下菰城，始筑于商代，战国时楚国春申君在此设菰城县。两千多年来，城市中心始终没有变动，“龟甲”形的古城城廓至今清晰可辨。
而为了适应水乡河流纵横的现实，湖州以水兴市，旧城水网、道路体系，延续至今，架构起了“漕渎贯城、以水为轴、双溪交汇、三环合璧、四河环抱”的水城格局，背后体现的是中国人“天人合一、人水和谐”的境界。
作为“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如今的湖州也已连续13年来，太湖的入湖水质保持在Ⅲ类以上标准，实现“美丽浙江”考核九连优，PM2.5浓度保持在23微克/立方米……从曾经矿山关停、太湖水域治理，到如今的“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新时代的湖州依旧守护着宜居的青山绿水，也用兼顾生态与发展的历程，向人们讲述了一段生动的“两山”故事，绵延着文化对于城市身份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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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的基因
文化如果脱离现实的生活而被束之高阁，无法展现其动人的魅力，而一座城市的精神也是如此，只有深入地挖掘埋藏在其下的文化基因，不使其淹没于历史尘埃之中，才能够为这块土地带来绵延不绝的勃勃生机。
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湖州的劳动人民为了解决低洼地的洪涝灾害问题,通过溇港圩田系统，改造利用滨湖湿地，变涂泥为沃土。由此衍生出“塘中养鱼,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桑基鱼塘”循环农业模式。
▲伊凡 摄
经过漫长的流传，“桑基鱼塘”沿用至今，被誉为中国现存唯一保存完整的传统生态农业模式，在2017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自六朝时期至隋唐，衣冠南渡带来了江南的开发，湖州的纺织业渐成风气。双林绫绢始于东晋，工艺流程精湛，种类繁多，具有“薄如蝉翼，轻似晨雾”的特点。但是，这样一块绫绢制作复杂，需要浸泡、翻丝、纤经、放纡、织造、炼染、砑光、整理，最终才能得出成品。
宋元时期，湖笔凭借其“尖、齐、圆、健”四大特色，被誉为“毛颖之冠”，与徽墨、宣纸、端砚并称“文房四宝”。
然而，一只湖笔的制造，要经过笔料、水盆、结头、装套、蒲墩、镶嵌、择笔、刻字等十二道主要工序，大小工序则更是多达一百二十余道。
宋朝时，胡瑗在湖州州学中提出了“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要求学生们既学习经学基本理论，又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实学知识，一改汉唐以来，学校教育和选拔人才不重实践的风气，引领了宋朝的“教育改革”。
“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让湖州的富庶之名传遍华夏。但是鲜有人深知，即使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离不开勤劳实干的奋斗，而这根植于湖州文化深处。对于湖州而言，这种“明体达用”的教育追求能够诞生于此并不意外。似是这片土地在历史沉淀的一种诠释总结，也是通过教育对后世湖州实干基因的一种传承。
近年来，湖州保持着实干奋进之势，不断实现着跨越发展：在经济增长上，湖州年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4%，增速居全省第2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413.5亿元，增速连续五年居全省首位；2021年规上工业增加值破千亿。而这些成绩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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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的未来
未来，随着经济结构转型深入，增长将越来越依靠于科技创新。因此，在对科研的投入与建设之外，真正决定科技创新竞争力的，在于一座城市具有创新的文化与开创性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在于生活于此的人。
从古至今，湖州孕育的人才都不乏开拓之姿：
南北朝时期，出身吴兴的陈霸先面对危局，挺身而出，率军讨伐侯景之乱，力挫北齐兵锋，两度解开南朝覆灭之危，开创南朝最后的盛世，被后世史家称为“江左诸帝，号为最贤”。
二十四史，湖州人所著独占其三：沈约撰《宋书》被公认为“开浙江收聚之先声”，姚思廉续父姚察成《梁书》《陈书》，文风朴实，叙事简严，一改此前华丽浮泛之风。
明朝时期，潘季驯吸收借鉴家乡湖州溇港圩田系统的经验，极具前瞻性地运用“逼水归槽，束水攻沙”，四次总督河务，主持黄河和京杭运河治理，被誉为“千古治黄第一人”。
到了近代，一批湖州人依旧秉持着这种开创精神，改革思想，推进科学，推动了中国近现代转型的进程。钱玄同、沈尹默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纂，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摇旗呐喊的猛将。大量的湖籍学者潜心于教育和科学，胡仁源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俞同奎为我国近代著名化学家，章鸿钊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化学家和教育家任鸿隽，是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月刊的创建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湖州依旧人才辈出，为国家科技创新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有6位湖籍人士进入中国科学院第一届学部委员。中科院历届160位学部委员中，10名是湖籍人士，八百多位两院院士中，湖州人就有18位。“两弹一星”功臣中，钱三强、赵九章、屠守锷是湖籍人士。2021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湖州籍的两院院士达到了42位。
▲项飞 摄
正是由于实干、创新的文化底蕴才孕育出一批极具开创新的杰出人物。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千百年来，很多人都能够意识到经济物质富足对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文化的繁荣复兴，同样能够带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今天，当这座城市再度走向文化的维度，形成自我独一无二的标识，重新擦亮其中实干、创新的底色，把城市的发展根植于文化自信之上，那么“崛起”仅是其未来的第一步。在下一个千年里，这方土地依旧能够蓬勃而生生不息。
